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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18-2019 20:07:20 社工中国 徐永祥 点击:

社会学、社会工作的学科使命
社会学、社会工作学是两个既有自己个性特点关联度又非常紧密的学科。在欧美发达国家,尤其在美国,社会工作学科是一个独立于社会学的学科,更强调与社会福利学、医学、心理学的联系,其规模(研究人员、科研课题的数量和体量等)也都远远大于社会学。在中国,社会学、社会工作学自诞生以来就是天然、内在连接在一起的学科,且二者都重视与其他学科(包括自然科学、经济学、社会福利、医学、心理学等)的跨学科联系。虽然中外有着不少差别,但社会学、社会工作学科的共同点也是明显的,即都是工业化和市场经济的产物,都是以“社会”为中心,研究和解决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问题、追求社会秩序与团结、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提升人民群众福祉的科学门类。

可以说,市场经济以及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工业化,是社会学、社会工作学赖以生成和发展的客观基础。市场经济和工业化的进程及其成熟度,决定了一个国家社会学、社会工作学及社会工作服务体系的发育和发展程度。早在上个世纪初叶,伴随着近代工业和市场经济在我国沿海地带的初步发展,社会学和社会工作学科就在上海、北京、南京等地的一些大学逐渐兴起。1914年,上海沪江大学最早设立了社会学系,讲授社会学的课程。1917年,沪江大学社会学系又最早开设社会工作课程,同年在当时中国工业最发达的上海杨树浦地区开办了中国第一家实习和服务机构——沪东公社(英文为Yangshupu Social Center)。之后,燕京大学、金陵大学、中央大学等纷纷建立社会学科,并讲授社会工作课程。在这一过程中,一些社会学者和社会工作学者深入城市和乡村或开展社会调查,或开展社会服务,取得了一批研究成果,产生了诸如费孝通、雷洁琼等著名的社会学家、社会工作学家。但毋庸讳言的是,那时我国市场规模还极其狭小,市场经济的体系还未建立,农业社会的特质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加之日本侵华战争及之后的国共内战,故1949年之前的中国社会学、社会工作学始终难以发展壮大,学科规模极小,专业人才极少,对现实的政治、经济与社会的变革和发展所产生的影响可用“微乎其微”或“微不足道”来概括。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高校在50年代初的院系调整中逐步取消了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和专业,有关教学科研人员也相继被遣散、安置到其他专业。这一现象的表层原因在于,管理层当时对社会学阶级属性的认识不无偏差,也有“左”的错误。但深层的原因则在于,1950年代我国在工业化和社会改造中逐步取消了市场经济制度,建立了政府大包大揽的计划经济制度和单位人的社会福利与管理体制,客观上消解了社区、社会组织等存在的土壤,也消解了社会学、社会工作等学科生成与发展的客观条件。

1978年我国开启了举世瞩目的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的伟大进程。这是我国从计划经济迅速转变成市场经济的40年,是从农业社会迅速转变为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的40年,也是人民日益富裕的40年。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包括社会学、社会工作在内的社会科学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重建与发展的客观基础、内生动力与发展机遇,并且在社会发展和社会建设的进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改革开放赋予了我国重建、发展社会学和社会工作的必要条件。早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同志就作出了“恢复与重建”社会学等学科的重要指示。1981年以来,少数大学开办或重建了社会学专业。这以后重建社会工作专业的呼声日益高涨,教育部于1988年批准了北京大学、吉林大学、中国人民大学试办社会工作专业。不过,在1993年之前,我国的改革开放具有初期的“摸着石子过河”的鲜明特征,在顶层设计上对改革开放的价值取向——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一直游移不定,故而经济体制改革只是在外围兜圈子,并未涉及政企关系和企社关系,计划经济制度及单位人的社会管理体制并未有根本突破。在这种情况下,社会结构与社会分层的变化尚不明显,社会学、社会工作学的研究需求和人才需求尚未凸显,高校对设置社会学、社会工作专业的动力明显不足,开办专业的学校只有屈指可数的几家,社会学及社会工作整体上还属于知晓度极低的“冷门学科”。   

1992年邓小平南巡谈话吹响了再一次解放思想的号角。紧接着,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于1993年11月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自此以后,我国进入了以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改革开放新阶段,单位人的社会管理与社会福利体制也随之走向瓦解。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单位制的瓦解,使得我国社会结构快速分化,体制内的人口急剧减少,体制外的人口急剧增加,且原子化、碎片化、无组织化的特征及问题极其鲜明。

社会层面的这些新变化及其变化过程,呼唤着新的社会组织、新的社会服务以及专业的社会支持,以加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团结和社会建设,从而为社会学、社会工作的学科建设、理论研究、政策倡导及实践建构提供了崭新的发展机遇和发展空间。正因为此,1993年以来特别是本世纪以来,社会学的学科队伍不断扩大,学科体系日益完善,学科知晓度、社会认同度也愈益提高。例如,今天学科设置已发展到7个二级学科——理论社会学、应用社会学、人类学、人口学、民俗学、社会工作、社会管理与社会政策,且已形成从专科、本科到硕士、博士、博士后的完整的人才培养体系。在学术研究方面,社会学、社会工作学今天关注的课题也几乎覆盖了宏观社会、中观社会、微观社会等所有领域的发展和问题,如社会变迁与社会发展、社会建设与社区建设、社会治理与社区发展、城乡差别与融合、社会组织、社会服务、社会分层、社会结构与社会流动、贫富差距、反贫困与脱贫攻坚、婚姻与家庭、儿童与妇女、老龄化问题、弱势群体问题(如农村“三留守人群”、困境儿童、残疾人、农民工、失业职工)、犯罪与特殊群体问题,等等。

可以说,改革开放第二阶段以来,我国社会学和社会工作的研究领域及其成果,是以往任何时代都无法比拟的。它在解释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现象、研究与解决现实社会问题、倡导社会公平与正义等方面,正在发挥着愈益重要的科学研究功能。值得重视的是,与哲学、政治学、公共管理学等学科相比,以及与社会学学科内的其他二级学科相比,近二十年来社会工作学科全面、深刻、系统、正向地影响了我国社会建设与社会发展的进程,在为中央和地方党委、政府提供决策咨询,推动社会管理和社会治理创新,倡导社会政策和发展社会组织,建构社会服务体系及社会政策等方面,正在发挥愈益重要的实践建构功能。此外,二者也为我国的社会发展培养和储备了一大批研究人才、建设人才和治理人才,为国内外各界人士认识中国社会的变化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学术文献。



中国社会学、社会工作学在短短的40年里之所以获得这么快的发展,关键在于不断地走向学科自省、理论自觉和能动建构。

回顾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期,我国社会学、社会工作的主要工作是翻译西方社会学和社会工作的经典著作,介绍西方的理论和方法,尝试运用西方的理论和方法来解释我国的现实社会问题是当时流行的研究倾向。这种不加区别的“拿来主义”由于无法真实反映和解释问题的本质所在,往往给人以隔靴搔痒之感。到了90年代中后期,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社会学界开始了学科自省或学科反思。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最早提出了“文化自觉”,虽然这个概念在他的解释中还比较含糊,但其蕴含的新思想、注重传统文化挖掘的主张却是极其宝贵的指引,促使着越来越多的社会学者、社会工作学者开始了学科自省和反思。到了本世纪初,社会学家郑杭生先生进一步提出了“理论自觉”的命题,倡导与鼓励“对‘传统资源’做出自己的理论开发;对‘西方学说’作出自己的理论借鉴;对‘中国经验’作出自己的理论提升”。

正是在“文化自觉”特别是“理论自觉”命题的启示下,我国社会学、社会工作学的学科自觉性和学科主体性越来越强,其突出表现为不再满足于简单运用西方的理论去解释现实问题,而开始注重对社会现象和社会实践进行中国自己的理论提升和理论建构。例如上世纪90年代对“单位制度”“农民工”和“社区建设”“文明社区建设”“社区管理创新”的理论阐释和建构,本世纪以来对“社会建设”“社会体制及社会体制改革”“社会治理”、“社会组织”“社会服务体系”等概念和理论的阐释与建构。可以说,所有这些概念和理论都是中国社会学理论自觉后所取得的原创性贡献,也是世界社会学共同体内中国话语的有力表征。

马克思主义强调自己的理论不仅要解释世界,更重要的是改造世界。这就决定了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中国社会学、社会工作的理论自觉和实践建构具有内在的逻辑关系。除了创新意义上的理论建构和学术话语建构之外,也必然表现在实践层面上能动的政策倡导和社会建构,即通过学者们的理论创新去推动社会领域的制度、体制、政策、组织和社会服务体系等的创新与建构。在这方面,具有行动科学特征的社会工作就是非常典型的案例。本世纪以来,社会工作学者们通过“参与式行动研究”模式,即作为理论研究者和政策倡导者、实践参与者于一体的角色,先后在沿海地区、内陆地区和西部地区,经由专业社会工作服务的引领,成功地推动了新的社会服务体系的建构,改变了管理层以往对民间组织(现在叫社会组织)的担忧性认识,推动了社会管理和社会治理的创新,促进了社会组织的发展和基层政府社会职能的逐步转变。

可见,40年的改革开放进程,市场经济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实践,是中国社会学、社会工作得以重建发展的最深刻的客观背景,而理论自觉和实践建构则是当代中国社会学、社会工作得以发展壮大的根本动力之所在。也正是有赖于这种理论自觉和实践建构,中国社会学、社会工作才得以初步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具有实践功能的、能与国际对话的理论体系和实践模式。



今天,我们迈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新征程。站在历史的新起点上去展望未来,社会学和社会工作学界的历史使命就在于,自觉以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自觉能动地践行理论自觉与实践建构的责任,进一步推动理论与学术创新,以更好地解释、反映和服务我国的社会发展、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实践,更好地服务于提升我国软实力与国际话语权的任务。以下几个方面当是新时代中国社会学、社会工作理论自觉与实践建构需要重点想象和思考的话题:

第一,立足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去认识我国经济、政治、社会三者基本关系格局的变化。1978年,邓小平根据我国将长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和平与发展的当今时代主题,立足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与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的判断,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命题。在总结以往左倾错误教训的基础上,在我国还没解决好人民吃饭问题的情况下,邓小平及时指出全党全国的工作重心必须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此后,经济建设便确立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事业的中心,而其他领域则需要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而展开,或者说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一中心和大局。问题在于,经过近四十年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在我国人民日益富裕起来、教育文化水平日益提高的今天,经济建设作为我国现代化和发展格局的中心,是否有必要做出适当的调整?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民主法治三者之间发展不平衡的结构是否具有可持续的能力?社会学和社会工作学的社会发展理论该如何来回答这些问题,去解释这种可能的调整?

笔者以为,要回答好这些问题,一要深刻领会习近平的一系列论述,特别是关于主要矛盾转化和人民为中心的论述;二要深刻总结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经验;三要考虑到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及中国话语权的提升需要。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所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必须始终把人民利益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朝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断迈进。”据此,笔者提出这样一个可供讨论的观点,即应该以“经济建设为基础,社会发展为中心,民主法治为保障” 作为今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进程的主线。这里的逻辑在于,经济建设是决定社会发展和政治建设(民主法治)的前提和基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然而,经济建设或经济增长并不是根本目的,而是为了社会更好的发展,为了更好地服务于人民美好生活的愿望与追求。政治建设抑或民主法治的发展则是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必要保障。在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关系序列中,经济、政治、社会始终处于核心地位,而文化与生态文明属于技术、辅助性的序列。不仅如此,文化具有经济和价值双重属性,并不具有实体性地位,其中文化产业部分可归属于市场经济,价值或意识形态部分可归属于或体现于社会建设、经济建设和政治建设的方方面面。

第二,应立足自己学科的“社会”属性,在研究中国和世界社会问题的同时,做好理论自觉和理论建构的大文章。这里有三个议题尤其需要我们关注:首先,为了更好地解释具体的社会现象、提出解决社会问题的政策建议,需要我们去研究与社会相关联的经济、政治问题,或者说在社会与市场、国家的关系中来研究社会问题和社会现象。但是,这种“跨学科”的研究不应也不能偏离社会研究的主题,不可搞成纯经济学、纯管理学、纯政治学的研究。不可否认,在过往社会学特别是一些分支学科研究中,这种拿着自己的铁耙去别人田里干活的问题确实存在,其结果不仅模糊了社会学的研究对象,而且难以让自己成为被其他学科所认可的“显学”。其次,需要我们更多地关注我国社会结构变化的“社会事实”,加强对以往社会学比较忽视的“体制内”人群和 “体制外”人群的研究,包括他们特殊的社会问题(如社会分层、社会隔离、群体关系)及其所需要的社会政策、社会支持、社会团结,等等。再次,根据我国的具体国情和各地发展不平衡的现实,参照而不是照搬西方的理论和方法去研究我国的社会问题和社会现象。例如,诸如社会分化、社会分层、中等收入、贫富差距等问题的研究及基尼系数的运用,简单照搬西方已有的理论和模式实难给出科学准确、令人信服的解释,必须结合我国的房地产政策及房产的价格变化来研究,因为这是制约当今我国各社会阶层及相关社会问题的一种决定性的常量和变量,也是制约我国能否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极其重要的因素。

第三,应立足自己学科的“社会”属性,致力于实践的建构,即在实践中推动社会建构、社会进步与社会发展。社会学、社会工作的本质是实践的,这种实践品格决定了它们不仅在于解释世界,更在于改造世界。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我们首先要继续深入地推动社会体制的改革,积极建构政社分开与合作的新体制。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是政企分开以及社企分开,以培育和发展能够参与市场竞争的各类市场主体,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这是40年改革开放的一条主线。相比而言,我们党于2006年才提出了社会体制改革的任务,与1993年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及体制改革的时间相比大约晚了13年。不仅如此,社会体制改革在实践中至今尚未破题,政社分开与合作的主体尚未全面、清晰的形成,社会和社会组织的活力发挥得并不理想,政府对社会事务大包大揽的现象并未从根本上解决。应该承认,这些问题与包括社会工作在内的整个社会学界的理论忽视或研究投入较少不无关系,至今未能进入社会学研究的主流。因此,加大对社会体制改革的研究,探讨这一改革的内核、动力、要素、路径、关系、意义及影响,既是理论自觉、理论建构的应有之义,也是能动性社会建构的前提。其次,要立足理论与实践的相互影响,积极参与社会治理的创新实践,切实推动政府社会职能的转变,帮助基层政府提升治理社会的能力和各类社会组织、社区居委会从事社会治理的能力,注重以理论引领创新实践,在实践经验中提炼和升华理论。最后,以理论研究和行动参与,积极推动社会的再组织化,建构和完善市场经济条件下人民群众所需要的社会服务体系,在法治的基础上促进社会公平、社会正义、社会秩序和社会团结。

作者:徐永祥 ,上海高校智库“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研究院”院长、华东理工大学“汇贤讲席教授”、博士生导师

本文将刊于《探索与争鸣》2018年第12期,文字以正刊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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